[ii]在我看来，宪制发生学是一种演化论的视角，具有英美经验主义的倾向。
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期之内，上述思路得到了很好的贯彻。[96]在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过程中，国家以及有关城市主要采取了一下一些措施：1、领导重视，投入增加，加快治理污染进程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
我国的农业人口占70%多，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我们要关心他们的收入、他们的生产。然而，共产党员占主导地位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41]在事实上接受同样由宪法确认其领导地位的执政党的领导则是由政党执政运作规律所决定的政治现实。在执行执政党的政策方面，各个机关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工，它们必须共同确保执政党政策的实施和落实，从而出现以分权不分工、互相合作和帮衬为表征的大政府格局。通过政策这一媒介，全国人大常委会与中共中央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的良性合作关系。同时需要强调的是，不同主体在遴选程序所享有的话语权和决定权是不完全平等的。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领导策略事实上与其他国家执政党领导国家的体制并不存在多大的区别。[58]又如，吴邦国委员长明确指出，作为2008年执法检查主题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分别涉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这两个都很重要的政策。如果我们能辩证地解读近代这一概念的特定内涵，那么，这里所谓的宪法则基本上可以理解为K·罗文斯登所说的那种规范宪法。
他的观点中，存在着某种强烈的问题意识，这就是：我国宪政历史的主要教训是轻视规范意识，片面地强调社会政治的必要性，有意或无意之中形成了轻视宪政的潜在意识，习惯于规范让位于现实。韩大元的这种问题意识，与良性违宪论之间也同样具有某种暗通妙合之处。然而，革命是如何产生的呢？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无法否定宪法产生的必然性归根结底总是受制于那些社会经济因素。这正是现行的中国宪法规范本身不断受到冲击、不断处于变动之中的一个内在原因。
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得到说明。这里无疑是宣明了宪政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
世界上许多国家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往往颁布了一个根本大法，即所谓的宪法。但在语义宪法之下，动态的社会却滑入一种活动的自由被阻止的轨道上去。但从宪法的内面来说，正是因为中国尚未确立起一种类似于美国现代宪法学家K·罗文斯登所谓的规范宪法意义上的宪法规范，才引致实在的宪法规范经受不了时流的激荡。最后，正像韩大元所指出的那样，规范与现实的冲突，并不必然表现为违宪。
如在魏玛宪法下，当总结行使国家主权时，就允许这种宪法的取消。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6条宣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如果机械地、教条地理解了毛泽东的那个经典表述，我们就往往可能忽略了宪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而去片面地、过分地强调其政治条件，以为只要革命的旗帜飘扬在敌对阶级的城堡上面之后，名符其实的宪法就会从天而降，宪政也会随之自然实现。大激荡的时代，总是给宪法学以及宪法学者们提出一连串严峻的、近乎是诘难性质的问题。
第二种是事实说，即否定宪法变迁的观点，认为违宪的国家行为仅仅只是一种事实的存在，根本不具有任何法的性质，为此谈不上会导致宪法条款内容的变更。当然，这种倾向如果发展到极致，就可能成为一种可以称之为宪法条文拜物教的心理了。
何谓良性呢？根据良性违宪论者的界说，主要指的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显然，对这种行属性的判断，已经超越了法学的篱笆，以致闯入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学的园地里了。对于规范宪法的形成来说这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历史准备，一种不能不加以完成的历史课题。
第四，宪法的取消（Verfassungsdurchbrechung），即在一个或数个特定的个别的场合下对宪法规定的侵犯。如上所述，按照K·罗文斯登的理论，规范宪法就像一种名贵的奇花异卉，而绝不是那种随处蔓生的野草。上述的近代以来中国宪政思想中的这种偏重政治因素的倾向，与实现宪政历程的整个历史事实之间，似乎也存在着互为表里、互相对应的关系。这个分类方法克服了传统分类方法的那种徒具形式的缺陷，为宪法分类本身带来了实质性的意义。反之，如果很轻易或者被动地认可宪法变迁，那么严格地规定宪法修改的程序就失去意义，易言之，这本身就是违反宪法精神的。对某行为，尤其是对国家行为进行善恶的判断，是一种具有高度的政治色彩或道德色彩的价值判断，必然伴随着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上的纠葛。
它虽然并未通过正式的程序去实现宪法规范的变动，但最终往往以宪法修改的形式使某些宪法条款的变更得到确认。与其发动实力的装置，倒不如凭籍规范价值来实现政治分歧的统合，这就是期待于宪法规范的一种高层次的功能。
现行的中国宪法具备了这种内面条件吗？要作出肯定的回答，显然是令人踌躇的。第二，预备立宪这一历史概念，蕴含了一个明确的理论前提，即：实现立宪主义，尤其是在社会现状落后于国家理念的后进国家实现立宪主义，必须进行宪政的准备。
再次，正像否认良性违宪的论者所说的那样，对于纯粹的宪法学而言，一般来说，违宪不是宪政主义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因而，一旦据此认为良性违宪概念自身不可避免地隐含了深刻的内在矛盾，那么就不得不把它视为一种闯入宪法学理论系统的黑客（hacker）。无独有偶，日本推行了治产兴业，双方主要都是统治集团的成员通过从欧美购买机器来移植西方式的近代工业。
从这一点上说，宪法变迁现象的确不可放任自流。强调前者，必然对宪法变迁的形态持消极的态度，而只要认真地对待后者，就可能会更加心平气和地去接受宪法变迁成为宪法修改的种种前奏或必要阶段。这就决定了预备立宪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必然被期待于上层治集团，即以上层统治集团去推动立宪。如此看来，中国宪法学者对宪政条件、宪法定义的传统认知中所存在的那种偏重政治因素的倾向，具有相当深远的历史源流。
第一种是规范最终驾驭了现实，其中最有效的途径是通过发动这种违宪审查机制，判定现实中的某种国家行为违宪，以达致冲突在法律上的消解。然而，既然规范宪法这种理想的宪法类型是在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进入一种共同栖息的状态之下出现的，那么，这种规范宪法的规范本身所具备的内在构成条件也就是至关重要的了。
然而，这段历史的结果是：日本最终产生了近代企业顺利地走上了自上而下的近代化道路。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仅就那句表述而言，毛泽东主要是侧重于宪政、宪法的政治内容，即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这种要素。
然而要理解后者，即理解实在的宪法规范的存在并不构成实现宪政的充分条件这一道理，则可能颇费周折。这种问题意识与良性违宪的论点是一脉相通的。
这种模式很容易抵消来自同样推动实现宪政的那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尤其是在这种模式被灌入了社会的纤夫们的信念、或者成为一种片面的认知模式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之下，宪法的诸规范驾驭着政治过程。否定良性违宪的论者主要认为：良性违宪也是违宪，甚至比恶性违宪更为可怕，因为它可能助长那种无视宪法权威倾向。第二，毛泽东这个经典表述中的宪政一词，可以理解为不折不扣的宪致（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吗？从逻辑上说，显然又是不可以的。
第五，宪法的停止（Verfassungssuspension），即在一个或数个特定的个别的场合之下法律上的规定的效力的一时的停止。一种是相对于宪法规范的局限，另一种则是相对于规范宪法的局限。
宪法精神的根本变化，如在美国，国会的势力从本会转移向委员会，尤其是转移向财政委会和预算委员会，即属这类情形。它被写进所有的中国宪法之中，比许多西方的宪法之中的规定更为精密，更被强调。
宪法变迁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形态，所谓良性违宪，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这种宪法变迁现象。可以想见，这种宪法的生成条件是多方面的，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列举到诸如经济上、政治上以及文化上的各种条件。
